snap shot 快拍

剛學過福特主義與後福特主義的理論，思前想後，想找出一個「會生金蛋」的點子，如何以文化包裝商業？如何洗脫冷淡無味的工廠模式？尤其是我這等自命有點文化枷鎖的書呆子，功利與文化，老是想著如何化解這令人頭痛的二元問題。

後來看《功夫》，想起周星馳。

90年代的周星馳是盛世電影年代的工業產品，90至92這三年間，周星馳參與的電影共有26部，當中絕大部份是掛頭牌的主角，也很難不把這些電影稱之為「粗製濫造」，甚至他的演技，也如倒模一般，一套接一套，工廠化得很。

到今天，三年製作期的《功夫》，雖然未必是經典留世之作，但從行銷策略來看，卻顯見幕後人的精雕細啄。從上年10月開始了周星馳與香港大學李歐梵的對話開始，一連串的內地大學論壇，多篇深具分析力的專訪文章，加上幾多來頭似乎很大的榮譽獎勵，周星馳變成了創意文化的圖騰。

這與90年代末，本地傳媒文化人掀起討論「周星馳現象」的時代有所不同，不同之處是當年的周星馳對學者或文化人的評價嗤之以鼻，只以一貫不著邊際的解說化解，到如今，周星馳多次踏上大學台階，以文化角度分析去看「中國功夫」、「李小龍」等，這個轉變，除了帶來一丁點的學術地位外，也直接把這種本土得很的電影工業產品推向內地市場、推向日本市場，甚至歐美更大更廣的市場。

這內涵的後福特主義，明顯勝過只是借調場景的周潤發，周潤發由西方眼中的東方英雄變成荷里活影城內的異族，經過一論的騰折過程(包括學習美式英語、配合荷里活演員的公會及經理人制度)，活脫脫就是洗掉了紫砂茶壺上的茶垢。

這些年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默默地試驗著東方的電影市場，無聲無色地投資過幾套內地及香港電影(如徐克的《順流逆流》、馮小剛的《大腕》等)，幕後人似乎已滲透箇中的奧秘，試圖買下茶壺又不洗掉壺上的茶漬。反之，香港電影老闆卻欠缺了這點點世界觀，呼天搶地的還在向特區政府求援，糾纏於內地市場對港產電影的進口數目，彷彿電影工業等同六、七十年代的成衣或塑膠花，Quota定輸贏。

香港政府無能，無文化眼光，也無環球世界觀。一份原本可以是氣派不凡的施政報告變成一份充滿土氣的共產黨下的工作報告，特區政府對文化的定義，大概就是博物館的數目、演奏會的大小，最貼身的，或者只是計算了參觀的人流數目而已。

這種沒有視野、忽略歷史的政策論，相信也難為香港的電影工業開展甚麼希望，取終可能是港產電影中的明星、制度全面移居大陸，完全淘空了曾經風靡亞洲的香港電影工業。